一部詞典里的文明交融史

——談《蒙古托忒匯集》的出版價值

■吳洋

故宮博物院等單位聯(lián)合編輯出版的清代合璧詞典《蒙古托忒匯集》，既是一部珍貴的語言工具書，更記錄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多民族文明交融的鮮活歷史。

托忒文是記錄蒙古語的一種文字系統(tǒng)，1648年由衛(wèi)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達創(chuàng)制，“托忒”意為“明白”。托忒文是由當時生活于我國西域乃至中亞地區(qū)的衛(wèi)拉特蒙古準噶爾、和碩特、土爾扈特、杜爾伯特等部以及周圍其他民族所使用的文字。鑒于其在治理西域中的重要性，清政府約于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在北京設立“托忒學”，與“蒙古官學”“唐古特學”并稱“咸安宮三學”。

在此背景下，時任科布多參贊大臣的富俊于嘉慶二年（1797）編寫了《蒙古托忒匯集》。這是一部按滿文字母順序編排，包含蒙古文、托忒文、滿文、漢文四體對照，現(xiàn)存故宮博物院圖書館。2020年，巴·巴圖巴雅爾、春花、蘇雅拉圖主編，故宮出版社出版。此次出版的《蒙古托忒匯集》對該書做了研究綜述，還增加了托忒文詞條的索引。

這部詞典不僅展現(xiàn)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過程，更體現(xiàn)了清代民族融合的豐碩成果。它不僅為民族語言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，還豐富了近代漢語研究的語料庫，使讀者得以直觀感受近代漢語尤其是北京方言的演變歷程。它是我國豐富古籍中的一個實例，蘊含著獨特的歷史線索與文明信息，若按《四庫全書》分類，應歸入經(jīng)部小學類，是中國古典學術(shù)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這部詞典的出版，不僅使得這份珍貴古籍化身千萬，更彰顯了中國古典文化的深厚內(nèi)涵，確可謂嘉惠學林、利益社會。

▲《蒙古托忒匯集》　（清）富俊編纂

富俊與《蒙古托忒匯集》的誕生

《蒙古托忒匯集》的編纂者富?。?749—1834），字松巖，蒙古正黃旗人，乾隆四十四年翻譯進士。他仕途顯赫，歷任科布多參贊大臣、烏魯木齊都統(tǒng)、吉林將軍、盛京將軍、黑龍江將軍等邊疆要職，晚年官至理藩院尚書、協(xié)辦大學士、東閣大學士。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卒，謚文誠，《清史稿》有傳。

富俊身處乾嘉考據(jù)學鼎盛與變革思潮萌動之時，雖為滿洲大員卻眼界超卓，其獨特的邊疆經(jīng)歷深刻塑造了他的語言觀與文化使命感。在新疆伊犁、葉爾羌、烏里雅蘇臺等地任職期間，他深切感受到因“托忒文”隔閡導致的治理困境——“清朝官員中能辨認托忒蒙文者甚少，與地方往來信件、公文等都無法看懂”。正是這種切身的治理需求與跨文化交流的障礙，促使他決心編纂一部實用的工具書。嘉慶元年（1796），他利用在科布多的余暇，“匯集蒙文詞語，并訪問通曉托忒蒙文者，一起考究其音義”，歷時一年，于嘉慶二年（1797）完成了這部按滿文字母音序編排、包含蒙文、托忒文、滿文、漢文四體對照的大型詞典《蒙古托忒匯集》，旨在“為后學者翻譯托忒文之便”。

富俊的文教擔當遠不止于此。其卓越之處在于，他始終將語言工具的創(chuàng)新視為溝通民族、鞏固國家的重要紐帶。任吉林將軍時，他不僅墾荒屯田、開發(fā)東北，更重視文教：發(fā)現(xiàn)《大金得勝陀頌》石刻，為女真文研究提供珍貴文獻；在吉林滿學增設漢語翻譯課程并親自督考核；尤其力排眾議，于嘉慶十九年創(chuàng)辦白山書院。此舉旨在改變當?shù)亍爸匚鋫涠晕氖隆敝L，雖遭道光皇帝嚴斥其“必致清語日益生疏，弓馬漸行軟弱”甚至“動搖國本”，富俊仍堅持推行文教，勇氣非凡。

晚年富俊的政治傾向亦可見一斑。道光十二年，耄耋之年的他五度就訪主張變革的學者龔自珍，咨詢政事并欣賞其建言。龔自珍以詩銘記，詩句“厚重虛懷見古風”及“我焚文字公焚疏”的“同道之嘆”，清晰展現(xiàn)了富俊對變革思潮的開放態(tài)度與龔自珍對其的推重緬懷。

這種開放包容、重視文教、致力溝通的精神，正是他編纂《蒙古托忒匯集》的內(nèi)在驅(qū)動力，也決定了這部詞典絕非簡單的詞匯羅列，而是承載著文明交融的使命。

▲《清實錄》中富俊給道光的奏折?！≠Y料圖片

近代漢語研究的珍貴語料

富俊所編輯的這部詞典“收錄以生產(chǎn)生活用語為主的綜合性詞語，主要是名詞、動詞，此外還有形容詞、副詞、連詞等。全書八冊，共1044頁，收16704條詞語。”從漢語詞匯的角度來看，這部詞典還收錄有少量的詞組和短句。

分析詞典中的漢語詞匯，其鮮明的游牧文化特色尤為突出，有關(guān)圍獵、畜牧、弓箭等的詞匯極為豐富。同時，該詞典也展現(xiàn)了豐富多彩的近代漢語白話詞匯。

這些漢語詞匯是研究清代中期官話發(fā)展的珍貴語料。其中如“難纏”“伶便”“殺材”“掙命”“將將的”“生分”“生受了”等，皆為乾嘉時期北方官話常用白話詞匯。它們大多既見于《紅樓夢》，也延續(xù)至《子弟書》等后世小說曲藝，至今仍活躍于北方方言之中，是不可多得的語言史料。

除此以外，詞典還收錄了大量形象生動、活潑風趣的口語詞匯：

名詞類：癢癢撓、酸奶子、結(jié)吧、胯骨軸、胳胑窩、胰子、針線簸籮、芥菜挌搭、毽兒、攮子、油葫蘆、密縫眼、瓢兒禿等。

形容詞類：哈辣、結(jié)實、稀碎、認生、抽抽搭搭、跳跳蹋蹋、粘手就倒等。

動詞類：出溜、格支、撩跤、擦地飛、伸腰拉胯坐、懸梁跌倒等

詞組短語類：腰閃了、凍木了、起膙子、扎猛子、疼抽抽了、聾子打岔、老人搖頭、疏雨點點、瞅冷拿住、燙出燎泡、拄著棍子跳等。

這些漢語詞匯中，除極少數(shù)如“哈辣”（指發(fā)霉變質(zhì)）為音譯外，大部分可依據(jù)字面推導含義，具有獨立性。這引發(fā)我們對滿、蒙、漢詞匯在互譯過程中如何產(chǎn)生與相互影響的思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相當一部分詞匯，至今仍不同程度地保留在北京話及北方方言中，顯示出較強的生命力。當我們回顧20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與國語運動，審視國家通用語時，便能更深刻地理解《蒙古托忒匯集》這類合璧文獻所積淀的深厚文化基礎與歷史連續(xù)性。

此外，《蒙古托忒匯集》尤為珍貴的是其收錄了極為豐富的表達語氣和聲音的詞匯，這在漢語文獻中較為罕見。例如：呢字口氣、罷止口氣、接上文的口氣、使拿去的口氣、應歌聲、乍驚聲、尋思的口氣、贊美聲等。

表達聲音的則有如下這些：哭聲、碰疼聲、急應聲、嚼冰聲、涉水聲、鑿冰聲、掌嘴聲、抖紙聲、伐木聲、狗急叫聲、群雁飛鳴聲、眾鈴亂響聲等。

該詞典收錄了約160余個表達各類聲音的詞匯，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若能將這些聲音錄制重現(xiàn)，我們便能更直觀地感受清代社會的日常場景。這種對聲音的精細區(qū)分與描述，在漢語詞匯中較為罕見，可能是滿文、蒙文、托忒文等拼音文字的優(yōu)勢所在。這些詞匯不僅展現(xiàn)了語言如何通過聽覺元素表達現(xiàn)實，也為研究聲音在語言中的呈現(xiàn)方式提供了獨特視角。

▲敦煌壁畫?！」饷鲌D片/視覺中國

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語言見證

《蒙古托忒匯集》所構(gòu)建的四體對譯語料庫，其價值遠超工具范疇，它系統(tǒng)性地展現(xiàn)了清代多民族國家在文化認同層面的深度融合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過程中的一份珍貴“語言見證”。

在儒家文化層面，詞典不僅收錄了“行孝”“盡孝”“仁人”“仁友”等基礎倫理詞匯，更呈現(xiàn)了“太極”“兩儀”“四象”“陰陽”“五行”等儒家傳統(tǒng)哲學觀念，以及“諸子百家”“九日登高”“重陽糕”以及完整的二十八宿等具有鮮明文化標識的歷史詞匯。這些詞匯出現(xiàn)在合璧詞典中，顯示出這些民族語言背后已經(jīng)具有了基礎的、共通的中華文化背景。

富俊通過精心的詞匯選擇，構(gòu)建了清晰的國家認同譜系。在民族識別方面，既有“漢話”“滿洲書”“蒙古字”等標識各族群語言特征的詞匯，更有“通事”“隨帶通事”“通說外國話”等確立內(nèi)外之別的關(guān)鍵概念。這種將漢、滿、蒙、藏等民族統(tǒng)一置于“中國”范疇，而將需要翻譯的語種歸為“外國”的劃分方式，與乾隆朝《御制五體清文鑒》體現(xiàn)的“多元一體”民族觀形成互文。富俊所收錄的這些詞匯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語言文化基礎。

富俊在《蒙古托忒匯集序》中說：“稽古六書之作，原有諧聲、假借、轉(zhuǎn)注諸法，而其義，要歸于同。故曰：‘同文’”。這里的“同文”理念，在實踐中表現(xiàn)為雙重認同：現(xiàn)存北京孔廟和國子監(jiān)外面的六體文字下馬碑，既是中央政府對多民族地區(qū)有效管轄的物證，也是以儒家文化為紐帶的文化認同標志。詞典通過四文（蒙文、托忒文、滿文和漢文）對譯和儒家核心概念的貫通，實現(xiàn)了從“書同文”到“義歸同”的升華，使其超越了工具書的范疇，成為國家統(tǒng)一意志的文化表征。

《蒙古托忒匯集》作為富俊為國家治理編撰的合璧詞典，其漢語詞匯多承襲自官修文獻——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《御定清文鑒》及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《御定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鑒》。這充分表明該詞典嚴格遵循了清代國家語言規(guī)范。這就提醒我們，在清代官方和私人所編撰的各種合璧詞典中，不僅蘊含著豐富的近代漢語發(fā)展演變以及與民族語言相互影響的語言資料，還體現(xiàn)了國家意識和民族融合的理念，對于這類合璧詞典的整理、出版以及研究，應該引起學界的重視。

（作者：吳洋，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、副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