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《冷山》，［美］查爾斯·弗雷澤著，丁宇嵐譯，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，78.00元

在戰(zhàn)火與荒野中尋找救贖的奧德賽

■馮新平

查爾斯·弗雷澤的處女作《冷山》自1997年問世以來，便以其詩意的語言、史詩般的敘事和對人性的深刻洞察，成為美國南方文學的里程碑。這部以南北戰(zhàn)爭為背景的小說，不僅是對歷史創(chuàng)傷的文學重構，更是一部關于孤獨、救贖與自然之力的寓言。弗雷澤以冷峻而細膩的筆觸，將主人公英曼的逃亡之旅與戀人艾達的生存抗爭編織成一曲雙重奏，在戰(zhàn)火硝煙與荒野寂靜之間，叩問人類如何于破碎中重建信仰。

南北戰(zhàn)爭常被簡化為“自由與奴役”的宏大敘事，但《冷山》選擇從戰(zhàn)爭的裂隙處切入，揭露其對人性的系統(tǒng)性摧毀。弗雷澤以近乎自然主義的筆法，描繪了彼得斯堡戰(zhàn)役中“彈片如蝗蟲般撕裂肉體”的煉獄場景，但真正令人戰(zhàn)栗的并非血腥本身，而是暴力對人性紐帶的瓦解——士兵們?yōu)闋帄Z一具尸體上的靴子互相殘殺，軍官以“榮譽”之名驅趕新兵踏入機槍射程。這種書寫呼應了蒂莫西·斯奈德對“血土”的論述：戰(zhàn)爭機器將人異化為可消耗的零件，而道德在生存本能前潰不成軍。

英曼的逃亡因而具有雙重意義：既是物理上逃離戰(zhàn)場，更是精神上掙脫戰(zhàn)爭對人性的異化。當他穿越被焚毀的種植園、遭遇流寇洗劫的村莊時，每一步都在目睹“文明”面具的崩落。弗雷澤在此顛覆了傳統(tǒng)的英雄敘事——英曼并非為崇高理想而戰(zhàn)，他的旅程只是為了回歸最原始的生存命題：活著回到冷山，回到艾達身邊。

冷山不僅是地理坐標，更是小說中超越性的精神圖騰。這座隱匿于阿巴拉契亞山脈深處的山峰，在弗雷澤筆下成為對抗戰(zhàn)爭暴力的“自然圣殿”。英曼的歸途充滿荒野的隱喻：湍急的河流考驗他的意志，暴風雪凈化他的罪疚，而偶遇的隱士老人則以《奧德賽》般的智慧提醒他：“真正的家園不在某處，而在尋找的過程之中?！?/p>

與此平行，艾達在冷山農(nóng)場的蛻變同樣是一場自然啟蒙。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，她是依賴黑奴與父親庇護的南方淑女；父親病逝后，她在印第安女子魯比的幫助下，學會播種、劈柴、馴養(yǎng)蜜蜂。弗雷澤在此重構了愛默生的超驗主義——艾達通過雙手與土地的直接對話，不僅獲得了物質生存的能力，更在四季輪回中領悟到“人必須成為自然的一部分，而非其主宰”。當她在雪夜獨自接生小羊，這個場景超越了性別敘事的范疇，成為人類與自然重新締約的儀式。

《冷山》的敘事結構暗合荷馬史詩的框架，卻賦予其現(xiàn)代性解構。英曼的逃亡是陽性的、線性的、充滿外部威脅的奧德賽：他遭遇偽善的神父、食人的山民、追捕的民兵，每一次危機都在剝去他作為士兵的社會身份，迫使其直面最本真的自我。而艾達的留守則是陰性的、循環(huán)的、向內的珀涅羅珀之旅：她在荒廢的果園中等待，卻在等待中完成了從客體到主體的蛻變。

二者的書信往來構成小說最動人的復調。英曼的信件充滿對戰(zhàn)爭暴力的夢魘式描述：“我見過男人為了一撮煙草射殺同伴”；艾達的回信則漸次從閨閣哀愁轉向土地的詩學：“今天我種下三行玉米，云雀在犁溝間筑巢”。這兩種聲音的對話，不僅消解了南北戰(zhàn)爭敘事中的性別壁壘，更暗示著救贖的可能——當男性在暴行中失語時，女性正通過重建與自然的聯(lián)系，為破碎的世界提供療愈的語法。

弗雷澤的文學基因中流淌著南方哥特傳統(tǒng)的血液，但《冷山》的哥特意象不再局限于鬧鬼莊園或畸零人種，而是呈現(xiàn)為更普世的精神荒原。牧師維西以圣經(jīng)為名實施性暴力，獵奴者特維的犬牙項鏈滴落受害者的血——這些角色并非簡單的惡人符號，而是戰(zhàn)爭催生的人性癌變。小說對南方神話的反思同樣尖銳。艾達的父親蒙克萊爾牧師曾堅信“奴隸制是文明的火種”，卻在臨終前焚燒所有藏書，留下一句“我們都被詞語欺騙了”。這一場景可視為對?？思{式南方敘事的倒置：當《押沙龍，押沙龍！》中的昆丁沉溺于家族榮耀的幻覺，《冷山》的主人公們選擇在灰燼中重生。弗雷澤的南方不再是懷舊的客體，而是通過毀滅與重建，指向一種去浪漫化的、扎根于土地的新倫理。

弗雷澤的散文風格常被比作?？思{與麥卡錫的合體，但其獨特之處在于對寂靜的雕刻。他描寫槍聲后的林間空寂：“仿佛世界突然失聰”；刻畫艾達的孤獨：“寂靜如此沉重，連燭光都顯得吵鬧”。這種以負空間營造張力的手法，使小說的暴力場景更具心理穿透力——當英曼擰斷追兵的脖子時，讀者聽見的不是骨裂聲，而是“一只夜鶯在遠處啼鳴”。

小說對自然景觀的描寫則近乎神諭。晨霧中的冷山“如鯨脊浮出云?！?，暴雨后的溪流“攜帶山巒的骨灰奔涌”。這些意象不僅構建了敘事的詩意節(jié)奏，更將自然提升至本體論高度：在人類互相屠戮時，山脈與河流依然遵循亙古的法則，為幸存者提供最后的避難所。

《冷山》的結局充滿古希臘悲劇的宿命感。英曼歷經(jīng)劫難回到冷山，卻在重逢的瞬間被民兵射殺；艾達懷抱他的尸體，在雪地上劃出“一道血的溪流”。這一場景曾引發(fā)爭議，但恰恰是這種對救贖的拒絕，使小說脫離了廉價浪漫主義的窠臼。弗雷澤似乎在追問：當整個世界陷入瘋狂，個人的救贖是否可能？

答案或許藏在魯比的故事里。這位切羅基后裔在種族清洗中失去家人，卻選擇以草藥知識治愈鄰里的疾病。她告訴艾達：“傷痛不會消失，但你可以學會與它共存?！边@種“帶傷生存”的哲學，與阿多諾“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”形成微妙對話——弗雷澤并未提供超越苦難的答案，但他證明，在戰(zhàn)爭的廢墟上，仍有人以記憶、勞動與愛的方式，守護著人性的火種。

近三十年過去，《冷山》的啟示愈發(fā)顯出其預言性，弗雷澤筆下的冷山依然矗立，并提醒我們：真正的家園不是地理概念，而是與土地、記憶、他者共處的倫理實踐。這部小說最終是一曲獻給所有流亡者的安魂曲——無論你是穿越戰(zhàn)場的士兵，還是在現(xiàn)代性荒原中迷失的都市人，冷山的霧靄中總有一盞燈，照亮歸途的方向。